永徽元年（公元650年），唐高宗即皇帝位，大唐迎来了第三任主人，在他的父亲唐太宗的精心治理下，创建了“贞观之治”的局面，唐朝越发强盛，人民安居乐业，然而在这局面下却隐藏一些问题，如唐朝的官员数量与俸禄问题。

永徽元年（公元650年），在这一年唐高宗废除了公廨钱制度，改为以天下租脚直（一种土地税）作为京官的俸禄来源。随后不久，唐高宗再次重建了公廨钱制度，不过这一次有了一些区别。唐高宗通过多收一定的特别税来获得本金。政府把这笔本金直接交给外面的高等户（富裕人家）。至于高等户怎么使用这些钱——是去放贷，还是扔在柜子里，皇帝不管，但是高等户每个月必须按时把利息交给皇帝。

而这就将政府的经营变成了明目张胆的讹诈。高等户只能自认倒霉，把它当作每年必须缴纳的特别税处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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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唐高宗的时候，官场上已经存在严重的官多职少的问题。想当官的人、有资格当官的人很多，而官位很少，可以说这是官场的基本矛盾。显庆二年（公元657年），唐朝内外官员九品以上共有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。而唐太宗时代最低数量是七千。 几乎翻了一番。大臣刘祥道计算说，吏部选官，往往十不选一，选官人数太多是关键问题。以三十年从政时间计算，一万四千人每年只要补充五百人就绰绰有余了。结果实际补充数量是一年一千四百人，超了两倍；就这，还有历年落选待补的一千余人。

高宗派遣刘祥道与杜正伦详细商议削减官员的事宜。然而，在公卿（高级官员）及以下官员中，由于害怕改变，纷纷反对，最终导致这个事情没有得到实施。

总章二年（公元669年），在裴行俭主持下，实行“长名姓历榜”办法，把每个人的历官和官衙的级别详细分等，然后按照资格逐渐升级。这个办法当时评价很高，但是官场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。因为这个办法是增加了官员升迁的等级，延缓了每个官员升迁的速度，但是不能解决岗位少而待岗官员人多的基本矛盾。

上元元年（公元674年）十二月，武则天提出“建言十二事”，就是12条重要建议。在第九条建议，武则天提出“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”，在唐朝国家官员和读书人的父亲去世，儿子要守孝三年；母亲去世，儿子要守孝一年，这是国家礼仪规定的。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一般要离职离岗。读书人呢，这期间就不要再去参加科举考试或者官员的推举。对于普通百姓，则没有具体要求的。

把母亲的孝假，从一年变成三年，迫使一部分官员离职，给其他人腾出两年的位置。这样一来，全国官员按照13465名计算，加上父亲去世的孝假，每个官员就有整整6年的时间必须离开岗位。就武则天的建议来说，每个官员增加了两年的孝假，全国官员总共增加了26930年。唐朝的官员4年一个考核期，4年之后考核，考核之后先离岗，然后再任职。那么每人多两年的孝假，等于4年一共多出了6732个岗位，在一定程度缓解了官场上的基本压力。

永隆元年（公元680年），唐高宗改进科举制度，在科举考试中增加帖经和杂文。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举措是在科举考试中加入“杂文”。原来的考试项目，主要是策论，那是一道政论题目，针对国家常见的问题写篇论文。后来，人们认为这样的考试，因为重复率很高，考生把主要的精力用来背诵过去有名的策论，就是旧的考试卷，套用上面的模板，即考不出考生的真才实学。又无法刷掉一些人，导致科举的录取人数变多。

而“杂文”的出现带来了一些不同的变化，考杂文最后就成了考作诗。在唐朝最有名的两个科目中，一个叫作明经，一个叫作进士。进士科虽然也考经典，但是最主要是要看诗歌写得如何；明经要围绕经典考试，或者是墨义，考对经典的理解，或者是帖经，考对经典的背诵。

在唐高宗的改进与引导下，大家认为明经考试是死功夫，而写诗才具有创造性，于是社会上越来越重视进士科。后来以至于流传着这样的说法：“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。”意思是说，30岁考中明经，已经很老了，而50岁考中进士，还显得很年轻。进士科集中了太多的考试者，所以考中更难。从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考试难度，刷掉一些人考上的科举录取名额，算是完成了唐高宗的目标。

但是中国人向来都不怕内卷，由于科举的一项很关键的准备就是写诗。所有的备考者都要练习写诗，因此唐代兴起一种类书，就是专门为考试做准备的。因为知识分门别类更容易记忆，更容易使用，使考生作诗可以引经据典。在科举考试的刺激下，几乎全社会的人都写诗，最后的效果就是推动了唐代诗歌的发达。

参考文献：

《唐高宗的真相》

《旧唐书》

《新唐书》

《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》